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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中国酒文化

编辑:白酒极品|茅台镇白酒始祖-荣太和烧坊|酱香|河南白酒市场领跑者 201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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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素多名酒,其中如荣太和等酒早就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酒的产销量也非常之大,可说是酒的大国。从造酒史来看,更是酒的古国。

关于酒的发明者一说是夏代的仪逖,一说是商代的杜康,但均无确证。约在公元前二千八百年至前一千八百年的龙山文化时期,我国就有了自然发酵的果酒。此后进步到利用谷物糖化再酒化而酿酒,到公元前十六世纪左右的商代得以发展,能生产用黑黍加香草鬯酿成的“秬鬯”(《书·文侯之命》:用尔纒鬯一卣)是当时的极品,为王室所有,而一般的用酒是普通的“醴”。

至公元前二百多年的先秦时期,出现了用谷物或其副产品培养出一种能发酵的活性微生物或其酶类的“曲”的直接酿酒法。这大大先于十九世纪的欧洲。秦汉之际,造酒业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制酒六法即“稔”(原料须采成熟的谷物)、“泉”(使用优质泉水)、“洁”(制造过程要清洁)、“时”(下曲要及时)、“适”(火候要适宜)、“器”(容器要用优质陶制品)。

汉代以后更发展了制曲技术,曲的种类增多,也就增加了酒的品种。降至东汉又引进了葡萄酒的生产。宋时即有了药酒。元明间又有了蒸馏法酿制的烧酒。另外,苗乡也盛行用竹管或芦管聚饮的咂酒。特别是关于制曲和酿酒的技术理论,我国早在公元五世纪的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就有专章论及;唐以后又有朱翼中《北山酒经》的专著。故我国的造酒史是很悠久的。

商、周以后,酒不但用于祭祀,且会盟、祝捷、公务活动,渐次到民间的喜、丧礼仪,和节日欢聚、友朋迎送等场合都少不了酒。以后又陆续有了关于酒的著述、涉及酒的诗文异采纷呈。仅关于“酒令”就可出一部二、三十万字的专著。还有从旧文化遗址和古代墓葬中先后出土了青铜或陶制的尊、?、卣、爵、罍?等酒器也是不少。可以断言,我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

对于饮酒,我国民间素有“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和“药能医假病,酒不解真愁”两种绝然不同的看法,而大多数人是主张“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从而有了“法饮宜舒,放饮宜雅,病饮宜小,愁饮宜醉;春饮宜庭,夏饮宜郊,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的一些讲究。当然,这是文化人的情结,而一般百姓呢?却另有佳兴,据说绍兴民间在女孩降生后,即酿好酒用有花纹的酒坛盛好,以红纸封严,窖藏到这女孩长大出嫁时用,称为“女儿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花雕。这又多么富有诗意。

当饮酒进入了社会生活,且有较久远的历史,也就有了社会精蕴。除了灌夫、邓弼的使酒骂座;刘伶、阮籍的纵酒疏狂令人扼腕外,历代还有许多与此有关的名篇佳句,目不暇接。曹操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是尽人皆知的;陶渊明的《饮酒诗》情理浑然,使人有回归自然之感;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折射出诗人与社会的矛盾,是与人世决裂的宣言,但又抚慰人生。王维的《渭城曲》成了阳关三叠的乐曲,至今仍然鲜活;柳宗元的《饮酒》,写出了酒写出了醉态和性格,是独有个性的饮酒诗,活脱脱的自画像。

再如王翰的《凉州词》表达了边塞军人紧张、热烈的生活和带有朦胧的追求与幻想的豪情逸兴。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引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引出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李清照“浓睡不消残酒”引出了“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引出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华发生”,等等。

真是字字珠玑。元代白朴的《劝饮》(寄生草),既难忘功名又关心邦国,胸怀壮志又报效无门,借酒浇愁,故作旷达的内心矛盾和痛苦的宣泄的写照。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以“醉乐”贯串全文,令人一唱三叹。

而载名世《醉乡记》恰恰相反,批评醉乡有人,天下无人,普天下都成“醉汉”,国家民族的前途何在?确为警策。现代的许多文学巨子如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周作人等也都有关于饮酒的随笔,饶有韵致。甚至鲁迅的《孔乙己》中的“咸亨酒店”,现在还有人利用这块招牌。

其他如戏曲的《太白醉写》《贵妃醉酒》《醉打山门》;绘画的《洞宾醉卧岳阳楼》《醉渔图》;书法上张旭的狂草,等等。无不是对蹇达的感愤和忧乐的宣泄。如此,使中国的酒文化斑斓多采,意蕴无穷。

中国的酒宴并非专为口腹之好,而是要有一种情趣甚至行乐,以及人情的沟通。故“酒令”应运而生。俗者如“猜拳”、“击鼓传花”;雅者如“射覆”、“行令”。《红楼梦》《花月痕》《镜花缘》《兰花梦》等小说对此多有描写。

“射覆”类似猜字谜:取两个字分别去其组合的部分,将未去者再组合成另一字,让对方猜出所去掉的部分。而“行令”最普遍的是由第一人吟出一句诗,第二第三人……各依次接着联缀一句,但订有某些规则(如用典、限韵、或用前人句,等等)。借一例说明:清代袁枚一次出席某宴会,饮酒时“行令”,规定每人须吟一句前人诗作,句末须有“红”字。座上有一被人鄙视的暴富盐商,假充斯文胡诌出:“落絮飞来一片红”。众皆讪笑,落絮自应白茫茫一片,怎么“红”了?惟袁枚谎称此是元人旧句,杜撰其上句:“夕阳斜照桃花岸”,飞絮飘忽于红光中岂不映红?此盐商感谢他解窘,事后赠以重金。袁枚虽贪鄙却也有急智,而“行令”是需急智和能锻炼急智的。

另有一种较简便的方法,就是使用“令簿”或掷骰子。所谓“令簿”,是十八张各自折叠好的纸摺子,平分为三部分,按人物——将军、僧人、小姐、醉汉、妓女、乞丐;处所——疆场、佛殿、闺阁、街市、青楼、破庙;行为——作战、参禅、刺绣、舞拳、献媚、酣眠等分别写入不使外露。然后轮流由每人从此三部分中各抽出一张,展开组句。

如果是“小姐”“闺阁”“刺绣”当然合适;“小姐”“闺阁”“酣眠”也还说得通,不罚酒。如果是“僧人”“青楼”“参禅”或“将军”“街市”“献媚”那就可笑,应该受罚。如果是“僧人”“破庙”“舞拳”尚可,则免罚。如此等等,以分胜负。

掷骰子即将上述“令簿”的十八个词语写好,按人物、处所、行为分组,分别粘贴在三颗骰子的各自六面,置于盘中让各人抓掷,根据掷出的词语组句的合理与否以定赏罚。与抽“令簿”一样,由于组成的文句常是七古八怪,引得参与者笑乐。可见中国的酒筵着眼于游戏佐酒取乐,也就有了一种别饶风趣而祥和喜悦的文化氛围。故中国的酒文化具有生动的民俗美和深层的社会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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