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酿酒业虽然被统治者限制,但随着酒曲技术的进步,酒的品种逐步增多,酿酒业仍然得到较大发展。由于汉对贵州实行移民屯田政策,促进了贵州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贵州的酿酒业医师用人工制曲的复式发酵新工艺。
唐代空前的繁荣,长安城里外使、外商络绎不绝,酒成了邦交礼仪的必备珍品,酒典故进入了空前绝后的辉煌鼎盛时期。唐初贵州彝族先民建“九重宫殿”,内有屠宰、酿酒等作坊。“九重宫殿”资料表明唐代贵州已生产蒸馏白酒。
宋代酒政从官酿、官卖和民酿、民卖扩大为任何人只要纳钱就可经营,并规定了各地要向中央定期朝贡,促进了酿酒业的发展。宋代官库酒在中秋前发卖,人们敲锣打鼓挑酒于市,热闹非凡。文人士大夫盛行诗酒会,最著名的有欧阳修的平山诗会。这期间出现了第一部关于制曲酿酒的专著《北山酒经》总结了南北朝以来的曲蘖酿酒技术。
元代由于蒙古族喜欢烈酒,从而推动了全国烧酒的发展,高度蒸馏白酒仪式风行全国。1291 年播州(现黔北一带)军民宣抚使杨汉英特贡仁怀酿制的烧酒,得到元世祖忽必烈划地嘉许。此后每贡必有酒,茅酒飘香御苑。受中原汉风之染,元宫廷和贵族开始储藏各种保健滋补品,配制补酒。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1275 年左右到元都,任元朝官员,返回后著有《马可•波罗游记》,载有元都米酒的制法。
明朝后期,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萌芽,为我国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蒸馏技术的提高,酿酒综合利用技术的推广。贵阳、遵义等地酒坊遍布。贵州茅台镇酒的回沙工艺率先形成,蒸馏技术日臻完善,为贵州茅台镇酒酿造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徐启光的《农政全书》对我国古代酿酒术作了系统的研究。袁宏道的《觞政》总结了当时的酒俗、酒规、酒礼等,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酒文化著作。
清朝前期全国耕地增加,粮食增产,为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专业酿酒工匠和包买商的出现,推动了酿酒作坊的工厂化经营,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城乡商品经济更加繁荣,有力推动了酒类的生产和贸易。这些为贵州茅台镇酒等精酿的发展提供了更为适宜的商品环境,刺激了酿酒技术的提高与酿酒业的发展,正如清代诗人郑珍所说“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贵州茅台镇酒的独特工艺基本形成,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成义烧房和荣太和烧房生产的“茅台烧”作为黔酒的代表而享誉南北。
乾隆年间,吴升撰有《酒志》二十八卷,集历代酒文化之大成。
世事翻云覆雨,天下兴亡更替。但贵州茅台镇酒的醇香伴随着历史的脚步散发出越来越醉人的芬芳。一代又一代仁人的不懈努力,一代又一代智慧的积累和升华,把千年涓涓流淌的茅台镇酒香,汇成一条奔涌的美酒之河,迸溅出旷世的佳酿,流淌着民族的骄傲。
清朝末年,贵州茅台镇成为赤水河上最著名的通商口岸。“蜀盐进贵州,秦商聚茅台”,茅台商贸异常繁华。“太和”盐号、华联辉和石荣霄创办“成义”、“荣太和”烧房,使几乎毁于战火的茅台烧再度崛起。“成义”按传统“茅台烧春”回沙工艺酿制“回沙茅”,色、香、味俱佳,誉满南北,两家烧坊的酒于1915 年在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所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夺得金奖。贵州茅台镇酒从此飘香环宇,名震九州。与法国的科涅克白兰地、英国苏格兰威士忌鼎足而立,成为世界三大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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